网络版专稿 记者 张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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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任情绪
9月26日晚上10点30分，当天最后一班从西安开来的火车抵达旬阳北站，所有人都到齐了。小城飘着零洒的雨丝，这个安静的小城前几天已经陆续有三种人前来：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记者，律师和法律学者，以及那些面目模糊，乘坐陕A或陕O牌照大排量越野车来自陕西省会西安的人。
除了最后一种人，几乎所有人都有些期待第二天的法庭上，周正龙的口中吐出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名字。当然大家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对此心存疑惑——尽管旬阳县人民法院在24日下午2时帖出告示说，周正龙案将公开审理，允许记者和公民旁听，但是直到26日晚上12时，仍然没有任何一位记者领到旁听证。
“记者需要到宣传部报名登记，由宣传部进行资格审查”，24日上午10时左右，旬阳县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王小刚对记者说。
有记者问，如果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报名呢？
王小刚回答，要凭身份证报名，当然，我们也要进行审查。
法律学者郝劲松说，“我在24日下午接到记者电话，得知了‘公开审理’的消息，下午4点就向法院报名，但法院告诉我说，名额已经没有了。”
不信任的情绪在空气中弥漫，这并非没有来由。在24日之前，许多记者就已经向旬阳县宣传部进行了报名申请，当时宣传部的官员承诺说，已经登记了每位记者的联系方式，确定庭审时间后会马上电话通知。但是，大部分记者是在网上看到一位始终坚守在旬阳的《华西都市报》记者发布的消息后，才获知具体的开庭时间，他们始终没有接到过来自旬阳县宣传部的电话。
25日上午，记者电话询问旬阳县宣传部报道组组长王元辉如何进行报名，王元辉说，“必须在26日上午12点之前，携带身份证、记者证和单位介绍信，由本人前来报道，不接受电话报名和传真件。”
这个程序的时间细节显然是经过了计算——首先，由于介绍信的传真件不被认可，这意味着大多数坚守在旬阳而又没有携带单位介绍信的记者可能失去了申请资格；再者，法院在24日下午才帖出了告示，大部分外地记者可能在25日才获知消息，他们必须在25日中午之前从北京、上海或者广州赶到西安，乘坐上下午开往旬阳的火车，因为旬阳没有高速公路，而能抵达旬阳的火车全都是下午发车。
26日晚上，旬阳县举行了媒体招待晚宴，绝大多数县领导都没有出现，一位当地宣传部副部长和几位文联的官员对记者们表示了欢迎。“大概他们是以为文联和记者都是搞文字工作的吧”，一位《新京报》记者说。
旬阳县宣传部的官员们显得很客气，直到26日晚上12点，仍不断有记者到他们设立在河源大酒店607室的接待地点询问旁听证事宜，他们坚决说，“还没有最终确定”，然后把记者们送出房间，同时送出一些当地先进事迹的报道材料汇编和一盒当地特产的茶叶。
当晚，旬阳县的几家稍高档的宾馆全部客满。有一部分是全国各地的记者，但这个数字不至于太多，应在100人上下，更多人的身份不得而知。
半夜敲门和50米外的警戒线
许多记者26日晚并没有入睡，但没有入睡的显然不止记者。
27日凌晨2时许，许多记者房间门外响起敲门声，这让很多人受到了惊吓——深夜，陌生的环境，无法确定来访者的身份，贸然开门的后果显然难以预测。
后来证实，这是旬阳县宣传部在发放旁听证，一些胆子大的记者打开门后领到证件；一些人没敢开门失去了机会，他们早上知道真相后再去要，宣传部已经不给了；更多的记者则根本没有被列入发放名单。
《新京报》深度报道组的杨万国说，他的房间始终没有人来敲门，没有人向他发放证件，“我打电话向旬阳县宣传部报道组组长王元辉询问，为什么没有我的采访证？王元辉回答说，‘恩，那好，谢谢’，完全答非所问。”
很多没有获得采访证的记者27日早上向当地宣传部官员询问，他们一开始得到的回答是，“证件是分批次发放的，大概稍后会领到”。
当然，“稍后”一段时间，也没有人为他们发放证件，这时候宣传部官员的回答是，“你到法院门口去领吧”，早上7时左右，赶往法院的记者发现已经无法靠近法院大门——50米开外已经拉起了三道警戒线。
这时候当地宣传部官员的回答是，“我不清楚”。
大概有二三十位记者最终获准入内旁听，主要是陕西省内的新闻媒体。他们不允许携带任何摄象机、相机等其他设备入内，法院内一定区域的手机通讯信号也受到了干扰，无法与外界通话。有一部分记者看到，干扰设备是3天前的24日才开始安装的。
“事实很明显，跟踪过周正龙案核心事实的记者不被允许旁听，给他们做过负面报道的记者也不允许旁听”，来自中央电视台某法制节目组的一位记者说。审判厅有144个座位，除了二三十个记者，旬阳县的副县级以上官员要求必须旁听学习，另外则是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一位当地政府办人士向记者证实，仅政府办一个部门就获得了4张旁听证。
“半夜敲门发旁听证，这是中国史无前例的做法”，郝劲松说，“实在太荒谬了，无以形容。”
审判庭内设置了8台摄象机位，但全部来自当地。中央电视台的摄象机也没有获准进入，至于为什么不允许更多的摄象机进入，据传是因为某位法官“晕机”。
大部分记者被拦在了距离法院大门50米开外的警戒线外，他们只能远远的看着试图参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审判过程。警戒线被警察和武警把守，警察们站姿随意，间或驱赶着太过靠近的记者或者村民，武警们则不发一言，纪律严明。
由于人太多，有位警察期间试图把人们驱赶的离警戒线更远一些，到另一条马路上去，他的做法遭到了哄笑。
除了记者和村民，有四位律师也在场，郝劲松向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杨建军打趣说，“他们应该再拉一道警戒线。”这是个讽刺的说法，但很快，两道新的警戒线被拉起，人们被限制在道路两旁很狭窄的区域。
“他们还是很重视民意的嘛”，杨建军回答说，“采纳了你的合理建议，应该给你发奖金。”
罗大翠，村民和武警
雨一直下着，天色阴沉，间或停一小会儿。8时左右，距正式开庭还有30分钟，罗大翠出现，带着她的儿子，还有两位跟她形影不离的女伴——她们的作用是免遭罗大翠受到一些人的干扰。
但是，罗大翠被拦住了，警察们说，她不能进去。
她显得有些失望，但依然对情绪有所控制，许多记者围过来采访她，她反复说，老周是冤枉的，老周是冤枉的。
有人问她，你来旬阳的路上有没有受到阻拦，有没有人跟踪？
“谁跟踪，我就吐他口水”，罗大翠说。她的儿子在一边抽烟，一根接着一根。
这位农村妇女显然学会了很多东西，她明白不是记者们害了老周，而是其他人；她在接受采访时的表达清楚了很多，尽管还带着浓厚的陕南口音；当警察阻拦她时，她试图向他们说，旁听是她作为亲属的权利。
“那个张勇，根本不为老周说话”，她恨恨地说，“很多律师愿意免费代理，但法院不接受”。她所说的张勇是周正龙的辩护律师，但来路不明，被媒体探知的唯一事迹就是此人曾是邱兴华的辩护律师，被许多记者认为地方政府意志背景强烈。
罗大翠说，张勇一开始跟她要2000元的代理费，后来就再也找不到他了，打电话也不接。“不愿意与当事人亲属沟通的代理律师，是比较奇特的”，一位律师说。
围过来的记者很快又散去，因为这位农村妇女无法说出更多有价值的东西，在她来旬阳之前，还有人看到她在镇坪的农贸市场卖菜，生意并不好。几位律师站在警戒线外接受采访，表达他们的质疑观点。当然，这对法庭内的审判没有什么影响。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庭审都处于举证阶段，9点30分，开庭过去了一个小时，公诉方在法庭上罗列相关的证据，有实物，也有幻灯片，张勇为周正龙做了有罪辩护。站在被告席上的周正龙很少说话，他的胡子刮的很干净，精神尚可，但面色有些须苍白。
罗大翠一直试图能进入旁听，但始终被拒绝。法院的做法被在场很多人质疑：为什么连周正龙的妻子和儿子都不允许旁听？
很快有法院人士出来解释说，罗大翠的身份是此案证人，不允许其进入旁听。
罗大翠的情绪终于爆发了，她冲到警戒线前大声哭喊：“这算什么公开审理？”几位亲友护在旁边，记者们也涌了上来，人群有些骚动。但很快证明这是徒劳的，警察们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
其实，有相当一些村民与此案并无关联，他们听说这里来了很多记者，从附近农村赶来，试图把他们受到的伤害向记者求助，大声诉说着各种“冤情”，有的是拆迁问题，有的是因为其他。有一位50多岁的老人在人群中高举着双手，他那满是裂纹的手被电击而残疾，但没有得到什么补偿。
他们之前也曾寻求过各种渠道的上访，但没有什么用处，在场的官员也对这副场景习以为常，24日上午记者曾在旬阳县宣传部短暂逗留，办公大楼里也曾传出这样的声音，一位老人趴在大楼过道的地上哭喊着什么，当时几位记者欲过去问个究竟，当地官员对记者说，“没有什么，别在意。”
罗大翠哭的很伤心，也很无助，尽管在场的人们都同情她，旁边的人搀扶着她。更多的村民则在哭诉着其他。有位30多岁、穿黑色制服的警察眼睛盯着她，间或扫视着人群。4位绿色制服的武警战士都是20岁上下，他们也许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坚守着自己的职责。这些同样来自农村的孩子在警戒线后背着双手，站的很直，有位小战士目光有些闪烁，那也许是眼泪。
周正龙的最后一眼，郝劲松的行为艺术
很多人估计庭审应该很快结束，“应该在11点左右吧，走过场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位律师说。
人们猜测着倔强的周正龙是不是会在法庭上翻供，会不会说出其他人的名字，获准旁听的记者不断跑出来，传达着法庭内的最新消息。11时左右，有位记者跑出来说，“周正龙翻供了”，有人说，“老周还是有些骨气的”。但随后更多出来的记者证实，周只是在个别细节上的说法上有些出入，总体并未推翻此前公检部门的调查结果，坚称所有造假过程是其一人所为，他说，“我拍了假照片，但不是为了骗钱。”
这意味着，周正龙，这位陕西南部山区的农民，自己独力完成了把年画喷成纸板，操作专业的单反相机拍摄了照片，然后用图象处理软件Photoshop对照片进行了修改处理，交给林业部门“骗”得了20000元奖金。
他承认这都是他一个人做的。法官也这么认为。
举证一直从8时30分持续到午后，然后是辩论，期间短暂休庭30分钟。法院旁边的小店生意很好，供应炒面、汤面等各种面食，记者们吃两口面，听见外面有动静就跑出去看看，然后回来继续吃。
有些记者在法院旁边旬阳县委大院的门卫室休息，这时候关于周正龙庭审的新闻已经开始在网上发布，上网手机可以浏览。已经呆站了一上午的罗大翠听见有记者说起，企求说，“能不能让我看一眼老周呢？”
她被记者们带到门卫室，去找能上网的手机。工作人员试图把她赶出去，但遭到记者们的一致反对，她最终留下了，坐在板凳上，捧着某个记者的手机，画面是周正龙的新闻图片，她捧着手机仔细端详，不发一言。有人问，你多久没见老周了？罗大翠说，自从他被警察带走就没见过。有记者递给她水和一些吃的，她打开一瓶水，但拒绝了吃的东西。
下午3时左右，短暂休庭后，法庭上开始做最后陈述。周正龙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懂法律，我是个法盲。法官当庭宣判周正龙获有期徒刑2年6个月。押送周正龙的车辆驶出法院，人群拥了上来，记者们举起相机试图拍下最后的画面，但警察迅速把人群推搡开，车辆一驶而过。周正龙坐在后排，两位警察坐在两旁。车子经过人群的时候，他转过头来看了一眼，车速很快，他的目光在妻子身上停留了不到一秒钟。
警戒线撤下了，记者们走向法院，试图采访相关法官。但法院迅速驱散出人群，关闭了大门，相关人员神情冷俊。
郝劲松站在法院大门外，打开了那把他一直随身携带的伞——他从北京带到旬阳，即使下雨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他打开过。那是把黑颜色的伞，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周正龙=替罪羊。罗大翠一开始站在他的伞下，但很快被人拉走了。
他向记者们解释，这是行为艺术，不是集会，也不是演讲。
“庆功宴”，火车上的谈话
27日下午5时30分，人们开始陆续准备返回西安。
旬阳最高档的酒店美华大酒店门外，多位身着法院制服的人刚刚举行完了一场宴会，审判很顺利，也许称的上是“庆功宴”，他们此时神情轻松，谈笑着把一些人送上喷绘有法院字样的大排量越野车。
返回西安的火车上，记者们讨论着种种可能性，譬如老周妥协的筹码。
记者向同在一节车厢的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杨建军询问，“你怎么看郝劲松的‘行为艺术’？”
“这是一种态度的表达，很好啊”，杨建军说，“当然这也是需要一些勇气的，他是以公民而非律师的身份去表达他的态度。这种表达需要很强的技巧性，所以郝劲松要强调这是‘行为艺术’，对于其他公民，可能还是有一定风险。”
“有人担心媒体的监督会对法院判决造成一定的压力，你怎么看呢？”记者又问。
“压力是肯定有的，之前许霆案也有过这种讨论”，他斟酌说，“可能会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但媒体的声音，肯定是对独立司法影响最轻微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