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来，大概自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上就有三种人，即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他们又再进一步分为好几种，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名字，他们的相对人数和他们的相互态度因时代而异；但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不变。即使在发生了大动荡和似乎无法挽回的变化以后，总又恢复原来的格局，好象陀螺仪总会恢复平衡一样，不管你把它朝哪个方向推着转。
“裘莉亚，你没睡着吧?”温斯顿问。
“没睡着，亲爱的，我听着。念下去吧。真精采。”他继续念道：这三种人的目标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同高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偶而才顾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因此他们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这样，在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场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斗争，其大致轮廓相同。
在很长时期里，上等人的权力似乎颇为巩固，但迟早总有这样一个时候，他们对自已丧失了信心，或者对他们进行有效统治的能力丧失了信心，或者对两者都丧失了信心。他们就被中等人所推翻，因为中等人标榜自己为自由和正义而奋斗，把下等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中等人一旦达到目的就把下等人重又推回到原来的被奴役地位，自己变成了上等人。不久，其他两等人中有一等人，或者两等人都分裂出一批新的中等人来，这场斗争就周而复始。
三等人中只有下等人从来没有实现过自己的目标，哪怕是暂时实现自己的目标。若说整个历史从来没有物质方面的进步，那不免言之过甚。即使在今天这个衰亡时期，一般人在物质上也要比几百年前好一些。但是不论财富的增长，或态度的缓和，或改革和革命，都没有使人类接近平等一步。从下等人的观点来看，历史若有变化，大不了是主子名字改变而已。
到十九世纪末期，许多观察家都看出了这种反复现象。于是就出现了各派思想家，认为历史是一种循环过程，他们自以为能够证明不平等乃是人类生活的不可改变的法则。当然，这种学说一直不乏信徒，只是如今提法有了重要变化而已。在过去，社会需要分成等级是上等人的学说。国王、贵族和教士、律师等这类寄生虫都宣传这种学说，并且用在死后冥界里得到补偿的诺言使这个学说容易为人所接受。而中等人只要还在争取权力的时候，总是利用自由、正义、博爱这种好听的字眼。但是现在，这些还没有居于统率地位、但预计不久就可以居于统率地位的人，却开始攻击这种人类大同的思想了。在过去，中等人在平等的旗帜下闹革命，一旦推翻了原来的暴政，自己又建立了新的暴政。现在这种新的一派中等人等于是事先就宣布要建立他们的暴政。社会主义这种理论是在十九世纪初期出现的，是一条可以回溯到古代奴隶造反的思想锁链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它仍受到历代乌托邦主义的深深影响。但从1900年开始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每一种都越来越公开放弃了要实现自由平等的目标。在本世纪中叶出现的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大洋国称为英社，在欧亚国称为新布尔什维主义，在东亚国一般称为崇死，其明确目标都是要实现不自由和不平等。当然，这种新运动产生于老运动，往往保持了老运动原来的招牌，而对于它们的意识形态只是嘴上说得好听而已。但是它们的目标都是在一定时候阻挠进步，冻结历史。常见的钟摆来回现象，会再次发生，然后就停止不动了。象过去一样，上等人会被中等人赶跑，中等人就变成了上等人；不过这次，出于有意的战略考虑，新的上等人将永远保持自己的地位．所以产生这种新的学说，一部分原因是历史知识的积累和历史意识的形成，而这在十九世纪以前是根本不存在的。历史的循环运动现在已明显可以识别，或者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如果可以识别，那就可以改变。但是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是，早在二十世纪初期，人类平等在技术上已可以做到了。按天赋来说各人不等，而且各有所长，有些人就比别人强些，此话固然仍旧不错，但是阶级区分已无实际必要，财富巨额差别也是如此。在以前的各个时代里，阶级区分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适宜的。不平等的是文明代价。但是由于机器生产的发展，情况就改变了。即使仍有必要让各人做不同的工作，却没有必要让他们生活于不同的社会或经济水平上。因此，从即将夺得权力的那批人的观点来看，人类平等不再是要争取实现的理想，而是要避免的危险。在比较原始的时代里，要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社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这种社会却是比较容易使人相信。好几千年以来人类梦寐以求的，就是实现一个人人友爱相处的人间天堂，既没有法律，也没有畜生一般的劳动。有些人纵使在每一次历史变化中都能得到实际好处，这种幻想对他们有一定的吸引力。法国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的后代对于他们自己嘴上说的关于人权、言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类的话，有点信以为真，甚至让自己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这些话的影响。但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所有主要的政治思潮都成了极权主义的了。就在人世天堂快可实现的关头，它却遭到了诋毁。每种新的政治理论，不论自称什么名字，都回到了等级制度和严格管制。在1930年左右，观点开始普遍硬化的时候，一些长期以来已经放弃不用的做法，有些甚至已有好几百年放弃不用的做法，例如未经审讯即加监禁、把战俘当作奴隶使用、公开处决、严刑拷打逼供、利用人质、强制大批人口迁徙等等，不仅又普遍实行起来，而且也为那些自认为开明进步的人所容忍，甚至辩护。
只有在全世界各地经过十年的国际战争、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以后，英社和它的两个对手才作为充分完善的政治理论而出现。但是在它们之前，本世纪早一些时候就曾出现过一般称为集权主义的各种制度，经过当时动乱之后要出现的未来世界主要轮廓，早已很明显了。由什么样一种人来控制这个世界，也同样很明显。新贵族大部分是由官僚分子、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会组织者、宣传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职业政客组成的。这些人出身中产薪水阶级和上层工人阶级，是由垄断工业和中央集权政府这个贫瘠不毛的世界所塑造和纠集在一起的。同过去时代的对手相比，他们在贪婪和奢侈方面稍逊，但权力欲更强，尤其是对于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更有自觉，更是一心一意要打垮反对派。
这最后一个差别极其重要。与今天的暴政相比，以前的所有暴政都不够彻底，软弱无能。过去的统治集团总受到自由思想的一定感染，到处都留有空子漏洞，只注意公开的动静，不注意老百姓在想些什么。从现代标准来看，甚至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也是宽宏大量的。部分原因在于过去任何政府都没有力量把它的公民置于不断监视之下。但是由于印刷术的发明，操纵舆论就比较容易了，电影和无线电的发明又使这更进一步。接着发明了电视以及可以用同一台电视机同时收发，私生活就宣告结束。对于每一个公民，或者至少每一个值得注意的公民，都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把他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让他听到官方的宣传，其他一切交往渠道则统统加以掐断。
现在终于第一次有了可能，不仅可以强使全体老百姓完全顺从国家的意志，而且可以强使全体老百姓舆论完全划一。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革命时期以后，社会象过去一样又重新划分为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三类。不过新的这类上等人同它的前辈不同，不是凭直觉行事，他们知道需要怎样来保卫他们的地位。
他们早已认识到，寡头政体的唯一可靠基础是集体主义。财富和特权如为共同所有，则最容易保卫。在本世纪中叶出现的所谓“取消私有制”，实际上意味着把财产集中到比以前更少得多的一批人手中；不同的只是：新主人是一个集团，而不是一批个人。
从个人来说，党员没有任何财产，有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个人随身财物。从集体来说，大洋国里什么都是属于党的财产，因为什么都归它控制，它有权按它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产品。在革命以后的几年中，党能够踏上这个统率一切的地位，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反对，因为整个过程是当作集体化的一个步骤而采取的。一般都认为，在没收了资产阶级之后，必然就跟着实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毫无疑义地确实遭到了没收。工厂、土地、房屋、运输工具——都从他们手中夺走了；由于这些东西不再成为私有财产，那必然就是公有财产。英社是从以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它袭用了以前社会主义运动的词汇，因此，它在事实上执行了社会主义纲领中的主要一个项目，其结果是把经济不平等永久化了，这可以预见到，也是事先有意如此。
但是把等级社会永久化的问题却比这深刻得多。统治集团只有在四种情况下才会丧失权力：或者是被外部力量所征服；或者是统治无能，群众起来造反；或者是让一个强大而不满的中等人集团出现；或者是自己丧失了统治的信心和意志。这四个原因并不单个起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同时存在。统治阶级如能防止这四个原因的产生就能永久当权。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是统治阶级本身的精神状态。
在本世纪中叶以后，第一种危险在现实生活中确已消失。三个强国瓜分了世界，不论哪一国都不可征服，除非是通过人口数字上的缓慢变化，而政府只要有广泛的权力，这可以很容易加以避免。第二个危险也仅仅是理论上的危险。群众从来不会自动起来造反，他们从来不会由于身受压迫而起来造反。说真的，只要不给他们比较的标淮，他们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受压迫。过去时代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完全没有必要，现在不会允许发生，不过可能发生其他同样大规模的失调，而且也的确发生，但不会产生政治后果，因为不满情绪没有办法可以明确表达出来。至于生产过剩伺题，自从发明机器技术以来一直是我们社会的潜伏危机，但可以用不断战争的办法加以解决(见第三章)，为了把民众的斗志保持在必要的高度，这也很有用。因此，从我们目前的统治者的观点来看，唯一真正的危险是有一个新的集团分裂出去，这个集团的人既有能力，又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因此权力欲很大；还有就是在统治者自己的队伍中产生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这也就是说，问题是教育，是要对领导集团和它下面的人数更多的执行集团这两批人的觉悟不断地发挥影响。至于群众的觉悟只须在反面加以影响就行了。
了解这个背景以后，对于大洋国社会的总结构，即使还没有了解，也可以由此作出推断。雄踞金字塔最高峰的是老大哥。老大哥一贯正确，全才全能。一切成就、一切胜利、一切科学发明、一切知识、一切智慧、一切幸福、一切美德，都直接来自他的领导和感召，没有人见到过老大哥。他是标语牌上的一张脸，电幕上的一个声音。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他是永远不会死的，至于他究竟是哪一年生的，现在也已经有相当多的人感到没有把握了。老大哥是党用来给世人看到的自己的一个伪装。他的作用是充当对个人比较容易感到而对组织不大容易感到的爱、敬、畏这些感情的集中点。在老大哥之下是核心党，党员限在六百万人，即占大洋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二。核心党下面是外围党，如果说核心党是国家的头脑，外围党就可以比作手。
外围党下面是无声的群众，我们习惯称为“无产者”，大概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按我们上面分类的名称，无产者即下等人，因为赤道地带的奴隶人口由于征服者不断易手，不能算为整个结构中的固定部分或必要部分。
在原则上，这三类人的身份不是世袭的。父母为核心党员，子女在理论上并不生来就是核心党员。加入核心党或外围党都需要经过考试，一般在十六岁时候进行。在种族上没有什么歧视，在地域上也没有什么偏重。在党内最高阶层中可以找到犹太人、黑人、纯印地安血统的南美洲人；任何地方的行政官员都总是从该地区居民中选拔。大洋国任何地方的居民都没有自己是殖民地人民、受远方首都治理的感觉。大洋国没有首都，它的名义首脑是个动向去处谁都不知道的人。除了英语是其重要混合语，新话是其正式语言以外，它没有任何其他集中化的东西。维系它的统治的，不是他们共同的血统，而是共同的信仰。不错，我国的社会是分阶层的，而且阶层分明，非常严格，乍看之下仿佛是按世袭的界线划分的。在不同集团之间，流动性远远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前工业时代那么大。党的两大分支之间，有一定数量的流动，但其程度不大，足以保证质量低劣的人不会吸收到核心党里去，而外围党里有雄心壮志的人有向上爬的机会，但不致为害。在实际生活中，无产阶级者是没有机会升入党内的。他们中间最有天赋的人，若有可能成为不满的核心人物，则干脆由思想警察逐个消灭掉。不过这种情况不一定非永远如此不可，也不成为一种原则。党不是以前旧概念的一个阶级。它并不一定要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子女；如果没有别的办法选拔最能干的人材担任最高领导工作，它完全愿意从无产阶级队伍中间选拔完全新的一代人来担任这一工作。在关键重大的年代里，由于党不是一个世袭组织，这对消除反对意见起了很大作用。老一辈的社会主义者一向受到反对所谓“阶级特权”的训练，都认为凡不是世袭的东西就不可能长期永存。他们没有看到，寡头政体的延续不一定需要体现在人身上；他们也没有想到，世袭贵族一向短命，而象天主教那样的选任组织有时却能维持好几百年或者好几千年。寡头政体的关键不是父子相传，而是死人加于活人身上的一种世界观，一种生活方式的延续。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够指定它的接班人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党所操心的不是维系血统相传而是维系党的本身的永存。由谁掌握权力并不重要，只要等级结构保持不变。
我们时代的一切信念、习惯、趣味、感情、思想状态，其目的都是为了要保持党的神秘，防止有人看穿目前社会的真正本质。目前不可能实际发生造反，或者造反的先声。从无产阶级那里，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你不去惹他们，他们就会一代又一代地、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做工、繁殖、死亡，不仅没有造反的冲动，而且也没有能力理解可以有一个不同于目前世界的世界。只有在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你必须给他们以较高的教育的时候，他们才会具有危险性；但是由于军事和商业竞争已不复重要，民众教育水平实际已趋下降。群众有什么看法，或者没有什么看法，已被视为无足轻重的事。因为他们没有智力，所以不妨给予学术自由。而在一个党员身上，哪怕在最无足轻重的问题上都不容有丝毫的不同意见。
党员从生下来一直到死，都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下生活。即使他在单独的时候，他也永远无法确知自己的确是单独一人。不论他在哪里，不论他在睡觉还是在醒着，在工作还是在休息，在澡盆里还是在床上，他都可能受到监视，事先没有警告，事后也不知自己已受到监视。他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可以放过的。他的友谊、他的休息、他对妻儿态度、他单独的时候的面部表情、他在睡梦中喃喃说的话、甚至他身体特有的动作，都受到严密考察。实际行为不端那就不用说了，而且不论多么细微的任何乖张古怪行为，任何习惯的变化，任何神经性习惯动作，凡是可以视为内心斗争的征象的，无不会受到察觉。他在任何方面都没有选择余地。另外一方面，他的行为并不受到任何法律或任何明文规定的行为法则管辖。大洋国内没有法律。有些思想和行为，如经察觉，必死无疑，但是并没有受到正式的取缔禁止，没完没了的清洗、逮捕、拷打、监禁、气化都不是当作犯了实际罪行的惩罚，而仅仅是为了把一些有朝一日可能犯罪的人清除掉。党员不仅需要有正确的观点，而且需要正确的本能。要求他必须具备的各种信念和态度，有许多从来没有向他明确说明过，而且若要明确说明，势必暴露英社固有的内在矛盾。如果他是个天生正统的人(新话叫思想好(goodthinker))，他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想也不用想，都会知道，正确的信念应该是什么，应该有什么感情。反正，在儿童时代就受到以犯罪停止(crimestop)、黑白(blackwhite)、双重思想(doublethink)这样的新话词汇为中心的细致的精神训练，使他不愿意也不能够对任何问题有太深太多的想法。
对于党员，不要求他有私人的感情，也不允许他有热情的减退。他应该生活在对外敌内奸感到仇恨、对胜利感到得意、对党的力量和英明感到五体投地的那种狂热情绪之中。他对简单乏味的生活所产生的不满，被有意识地引导到向外发泄出来，消失在两分钟仇恨这样的花样上。至于可能引起怀疑或造反倾向的思想，则用他早期受到的内心纪律训练而事先就加以扼杀了。这种训练的最初和最简单的一个阶段，新话叫做犯罪停止(crimestop)，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可以进行。犯罪停止(crimestop)的意思就是指在产生任何危险思想之前出于本能地悬崖勒马的能力。这种能力还包括不能理解类比，不能看到逻辑错误，不能正确了解与英社原则不一致的最简单的论点、对于任何可以朝异端方向发展的思路感到厌倦、厌恶。总而言之，犯罪停止(crimestop)意味着起保护作用的愚蠢。但光是愚蠢还不够，还要保持充分正统，这就要求对自己的思维过程能加以控制，就象表演柔软体操的杂技演员控制自己身体一样。大洋国社会的根本信念是，老大哥全能，党一贯正确。但由于在现实生活中老大哥并不全能，党也并不一贯正确。这就需要在处理事实时要始终不懈地、时时刻刻地保持灵活性。这方面的一个关键字眼是黑白(blackwhite)。这个字眼象新话中的许多其他字眼一样，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含义。
用在对方身上，这意味着不顾明显事实硬说黑就是白的无耻习惯。用在党员身上，这意味着在党的纪律要求你说黑就是白时，你就有这样自觉的忠诚。但这也意味着相信黑就是白的能力，甚至是知道黑就是白和忘掉过去曾经有过相反认识的能力。这就要求不断窜改过去，而要窜改过去只有用那个实际上包括所有其他方法的思想方法才能做到；这在新话中叫做双重思想(doublethink)。
窜改过去所以必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辅助性的原因，也可以说是预防性的原因。那就是，党员所以和无产者那样能够容忍当前的生活条件，一部分原因是他没有比较的标准。为了要使他相信他比他的祖先生活过得好，物质生活平均水平不断地提高，必须使他同过去隔绝开来，就象必须使他同外国隔绝开来一样。但是窜改过去，还有一个重要得多的原因是，需要保卫党的一贯正确性。为了要让大家看到党的预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不仅需要不断修改过去的讲话、统计、各种各样的纪录，使之符合当前状况，而且不能承认在理论上或政治友敌关系上发生过任何变化。因为改变自己的思想，或者甚至改变自己的政策，无异承认自己的弱点。例如，如果今天的敌人是欧亚国或者东亚国(不论是哪一国)，那么那个国家都必须始终是敌人。如果事实不是如此，那么就必须窜改事实。这样历史就需要不断改写。由真理部负责的这种日常窜改伪造过去的工作，就象友爱部负责的镇压和侦察工作一样，对维持政权的稳定乃属必不可少的。
窜改过去是英社的中心原则。这一原则认为，过去并不客观存在，它只存在于文字纪录和人的记忆中。凡是纪录和记忆一致的东西，不论什么，即是过去。既然党完全控制纪录，同样也完全控制党员的思想，那么党要过去成为什么样子就必然是什么样子。同样，虽然过去可以窜改，但在任何具体问题上都决不承认窜改过。因为，不论当时需要把它改成什么样子，在改以后，新改出来的样子就是过去；任何其他不同样子的过去都没有存在过。甚至在同一件事在一年之中得改了好几次而改得面目俱非时，也是如此。党始终掌握绝对真理，很明显，绝对的东西决不可能会不同于现在的样子。
下文将要谈到，要控制过去首先要依靠训练记忆力。要做到所有的文字纪录都符合当前的正统思想，这样机械的事好办。但还需要使得大家对所发生的事的记忆也按所要求的样子。既然有必要改变一个人的记忆或者窜改文字记录，那末也就有必要忘掉你曾经那样做过。可以象学会其他思想上的手法一样学会这种手法。大多数党员和所有正统的和聪明的人都学会了这种手法。在老话中，这很老实地称为“现实控制”。在新话中这叫“双重思想”，不过“双重思想”所包括的还有很多别的东西。
双重思想(doublethink)意味着在一个人的思想中同时保持并且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认识的能力。党内知识分子知道自己的记忆应向什么方向加以改变；因此他也知道他是在窜改现实。但是由于运用了双重思想，他也使自己相信现实并没有遭到侵犯。这个过程必须是自觉的，否则就不能有足够的精确性；但也必须是不自觉的，否则就会有弄虚作假的感觉，因此也有犯罪的感觉。双重思想是英社的核心思想，因为党的根本目的就是既要利用自觉欺骗，而同时又保持完全诚实的目标坚定性。有意说谎，但又真的相信这种谎言；忘掉可以拆穿这种谎言的事实，然后在必要的时候又从忘怀的深渊中把事实拉了出来，需要多久就维持多久；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但与此同时又一直把所否认的现实估计在内——所有这一切都是绝对必要的，不可或缺。甚至在使用双重思想这个字眼的时候也必须运用双重思想。因为你使用这个字眼就是承认你在窜改现实；再来一下双重思想，你就擦掉了这个认识；如是反复，永无休止，谎言总是抢先真理一步。最后靠双重思想为手段，党终于能够抑制历史的进程，而且谁知道呢，也许还继续几千年有这能力。
过去所有的寡头政体所以丧失权力，或者是由于自己僵化，或者是由于软化。所谓僵化，就是它们变得愚蠢和狂妄起来，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因而被推翻掉。所谓软化，就是它们变得开明和胆怯起来，在应该使用武力的时候却作了让步，因此也被推翻掉了。那就是说，它们丧失权力或者是通过自觉，或者是通过不自觉。而党的成就是，它实行了一种思想制度，能够使两种情况同时并存。党的统治要保持长久不衰，没有任何其他的思想基础。你要统治，而且要继续统治，你就必须要能够打乱现实的意识。因为统治的秘诀就是把相信自已的一贯正确同从过去错误汲取教训的能力结合起来。
不用说，双重思想最巧妙的运用者就是发明双重思想、知道这是进行思想欺骗的好办法的那些人。
在我们的社会里，最掌握实际情况的人也是最不是根据实际看待世界的人。总的来说，了解越多，错觉越大；人越聪明，神志越不清醒。关于这一点，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你的社会地位越高，战争歇斯底里越甚。对于战争的态度最最近乎理性的是那些争夺地区的附属国人民。在他们看来，战争无非是一场继续不断的灾祸，象潮汐一样在他们身上淹过去又淹过来。哪一方得胜对他们毫无相干。他们只知道改朝换代不过是为新的主子干以前同样的活，新主子对待他们与以前的主子并无差别。我们称为“无产者”的那些略受优待的工人只是偶尔意识到有战争在进行。必要的时候可以驱使他们发生恐惧和仇恨的狂热，但是如果听之任之，他们就会长期忘掉有战争在进行。只有在党内，尤其在核心党内才能找到真正的战争热情。最坚决相信要征服全世界的人，是那些知道这是办不到的人。这种矛盾的统一的奇怪现象——知与无知，怀疑与狂热——是大洋国社会主要特点之一。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充满了矛盾，甚至在没有实际理由存在这种矛盾的地方，也存在这种矛盾。例如，社会主义运动原来所主张的一切原则，党无不加以反对和攻击，但又假社会主义之名，这么做，党教导大家要轻视工人阶级，这是过去好几百年来没有先例的，但是又要党员穿着一度是体力工人才穿的制服，所以选定这种服装也是由于这个缘故。党有计划地破坏家庭关系，但是给党的领导人所起的称呼又是直接打动家庭感情的称呼。甚至统治我们的四个部的名称，也说明有意歪曲事实之厚颜无耻到了什么程度。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负责造谣，友爱部负责拷打，富裕部负责挨饿。这种矛盾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出于一般的伪善，而是有意运用双重思想。因为只有调和矛盾才能无限止地保持权力。古老的循环不能靠别的办法打破。如果要永远避免人类平等，如果我们所称的上等人要永远保持他们的地位，那么目前的心理状态就必须加以控制。
但是写到这里为止有一个问题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那就是：为什么要避免人类平等?如果说上述情况不错的话，那么这样大规模地、计划缜密地努力要在某一特定时刻冻结历史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这里我们就接触到了中心秘密。上面已经谈到，党的神秘，尤其是核心党的神秘，取决于双重思想。但是最初引起夺取政权和后来产生双重思想、思想警察、不断战争、以及其它一切必要的附带产物的，还有比这更加深刻的原始动机，从不加以坏疑的本能。这个动机实际上包括……
温斯顿发现四周一片沉寂。就好象你突然发现听到一种新的声音一样。他觉得裘莉亚躺着一动不动已有很长时候了。她侧身睡着，腰部以上裸露着，脸颊枕在手心上，一绺黑发披在眼睛上。她的胸脯起伏缓慢，很有规律。
“裘莉亚。”
没有回答。
“裘莉亚，你醒着吗?”
没有回答。她睡着了。他合上书，小心地放在地上，躺了下来，把床罩拉上来把两人都盖好。
他心里想，他还是没有了解到最终的那个秘密。他知道了方法，但是他不知道原因。第一章象第三章一样，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他什么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只不过是把他已经掌握的知识加以系统化而已。但是读过以后，他比以前更加清楚，自己并没有发疯。居于少数地位，哪怕是一个人的少数，也并不使你发疯。有真理，就有非真理，如果你坚持真理；哪怕全世界都不同意你，你也没有发疯。西沉的夕阳的一道黄色光芒从窗户中斜照进来，落在枕头上。他闭上了眼睛。照在他脸上的落日余辉和贴在他身边的那个姑娘的光滑的肉体，给了他一种强烈的、睡意朦胧的、自信的感觉。他很安全，一切太平无事。他一边喃喃自语“神志清醒不是统计数字所能表达的”，一边就入睡了，心里感到这句话里包含着深刻的智慧。
他醒来的时候，有一种睡了很久的感觉，但是看一眼那台老式的座钟，却还只有二十点三十分。他躺着又打了一个盹；接着下面院子里又传来了听惯了的深沉的歌声：这不过是个没有希望的痴想，它消失得象春日一样快，但是一顾一盼，片言只语，却引起了梦幻，偷走了我的心！
这喋喋不休的歌曲盛行不衰，到处都仍可听到，寿命比《仇恨歌》还长。裘莉亚给歌声吵醒，舒服地伸个懒腰，起了床。
“我饿了，”她说，“我们再做一些咖啡。他妈的！炉子灭了，水也冰凉。”她提起炉子，摇了一摇，“没有煤油了。”
“我们可以向老却林顿要一些吧。”
“奇怪得很，我原来是装满的。我得穿起衣服来，”她又说，“好象比刚才冷了一些。”
温斯顿也起了床，穿好衣服。那不知疲倦的声音又唱了起来：他们说时间能始愈一切创伤，他们说你总可以把它忘得精光，但是这些年的笑容和眼泪却仍使我心里感到无限悲伤！
他一边束好工作服的腰带，一边走到窗户边上。太阳已经沉到房后去了，院子里不再照射到阳光。地上的石板很湿，好象刚刚冲洗过似的，他觉得天空也好象刚刚冲洗过似的，从屋顶烟囱之间望去，一片碧蓝。那个女人不知疲倦地来回走着，一会儿放声歌唱，一会儿又默不出声，没完没了地晾着尿布。他不知道她是不是靠洗衣为生，还是仅仅给二、三十个孙儿女作牛马?裘莉亚走到他身边来，他们站在一起有些入迷地看着下面那个壮实的人影。他看着那个女人的典型姿态，粗壮的胳臂举了起来往绳子上晾衣服，鼓着肥大的母马似的屁股，他第一次注意到她很美丽。他以前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五十岁妇女的身体由于养儿育女而膨胀到异乎寻常的肥大，后来又由于辛劳过度而粗糙起来，象个熟透了的萝卜，居然还可能是美丽的。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如此，而且，他想，为什么不可以呢?那壮实的、没有轮廓的身躯象一块大理石一般，那粗糙发红的皮肤与一个姑娘的身体之间的关系正如玫瑰的果实同玫瑰的关系一样。为什么果实要比花朵低一等呢？
“她很美，”他低声说。
“她的屁股足足有一公尺宽，”裘莉亚说。
“那就是她美的地方，”温斯顿说。
他把裘莉亚的柔软的细腰很轻易地搂在胳膊里。她的身体从臀部到膝部都贴着他的身体。但是他们两人的身体却不能生儿育女。这是他们永远不能做的一件事。他们只有靠用嘴巴才能把他们头脑中的秘密传来传去。但是下面那个女人没有头脑，她只有强壮的胳膊、热情的心肠和多产的肚皮。
他心里想她不知生过了多少子女。很可能有十五个。她曾经有过一次象野玫瑰一样鲜花怒放的时候，大概一年左右，接着就突然象受了精的果实一样膨胀起来，越来越硬，越红，越粗，此后她的一生就是洗衣服、擦地板、补袜子、烧饭，这样打扫缝补，先是为子女，后是为孙儿，没完没了，持续不断，整整干了三十年，到了最后，还在歌唱。他对她感到一种神秘的崇敬，这种感情同屋顶烟囱后面一望无际的碧蓝的晴空景色有些掺杂在一起。奇怪的是对每个人来说，天空都是一样的天空，不论是欧亚国，还是东亚国，还是在这里。天空下面的人基本上也是一样的人——全世界到处都是一样，几亿，几十亿的人，都不知彼此的存在，被仇恨和谎言的高墙隔开，但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人——这些人从来不知道怎样思想，但是他们的心里，肚子里，肌肉里却积累着有朝一日会推翻整个世界的力量。如果有希望，希望在无产者中间!他不用读到那本书的结尾，就知道这一定是果尔德施坦因的最后一句话。未来属于无产者。他是不是能够确实知道，当无产者胜利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对他温斯顿·史密斯来说，他们建立起来的世界会不会象党的世界那样格格不入呢?是的，他能够，因为至少这个世界会是一个神志清醒的世界。凡是有平等的地方，就有神志清醒。迟早这样的事会发生：力量会变成意识。无产者是不朽的，你只要看一眼院子里那个刚强的身影，就不会有什么疑问。他们的觉醒终有一天会来到。可能要等一千年，但是在这以前，他们尽管条件不利，仍旧能保持生命，就象飞鸟一样，把党所没有的和不能扼杀的生命力通过肉体，代代相传。
“你记得吗，”他问道，“那第一天在树林边上向我们歌唱的鸫乌?”
“它没有向我们歌唱，”裘莉亚说，“它是在为自己歌唱。
其实那也不是，它就是在歌唱罢了。”
鸟儿歌唱，无产者歌唱，但党却不歌唱。在全世界各地，在伦敦和纽约，在非洲和巴西，在边界以外神秘的禁地，在巴黎和柏林的街道，在广袤无垠的俄罗斯平原的村庄，在中国和日本的市场——到处都站立着那个结实的不可打垮的身影，因干辛劳工作和生儿育女而发了胖，从生下来到死亡都一直劳碌不停，但是仍在歌唱。就是从她们这些强壮的肚皮里，有一天总会生产出一种有自觉的人类。你是死者；未来是他们的。但是如果你能象他们保持身体的生命一样保持头脑的生命，把二加二等于四的秘密学说代代相传，你也可以分享他们的未来。
“我们是死者，”他说。
“我们是死者，”裘莉亚乖乖地附和说。
“你们是死者，”他们背后一个冷酷的声音说。
他们猛地跳了开来。温斯顿的五脏六腑似乎都变成了冰块。他可以看到裘莉亚眼里的瞳孔四周发白。她的脸色蜡黄。面颊上的胭脂特别醒目，好象与下面的皮肤没有关系。
“你们是死者，”冷酷的声音又说。
“是在画片后面，”裘莉亚轻轻说。
“是在画片后面，”那声音说。“你们站在原地，没听到命令不许动。”
这开始了，这终于开始了！他们除了站在那里互相看着以外什么办法也没有。赶快逃命，趁现在还来得及逃出屋子去——他们没有想到这些。要想不听从墙上发出来的声音，是不可想象的。接着一声咔嚓，好象打开了锁，又象是掉下了一块玻璃。画片掉到了地上，原来挂画片的地方露出了一个电幕。
“现在他们可以看到我们了，”裘莉亚说。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你们了，”那声音说。“站到屋子中间来。背靠背站着。把双手握在脑袋后面。互相不许接触。”
他们没有接触，但他觉得他可以感到裘莉亚的身子在哆嗦，也许这不过是因为他自己身子在哆嗦。他咬紧牙关才使自己的牙齿不上下打颤，但他控制不了双膝。下面屋子里里外外传来一阵皮靴声。院子里似乎尽是人。有什么东西拖过石板地。那女人的歌声突然中断了。有一阵什么东西滚过的声音，好象洗衣盆给推过了院子，接着是愤怒的喊声，最后是痛苦的尖叫。
“屋子被包围了，”温斯顿说。
“屋子被包围了，”那声音说。
他听见裘莉亚咬紧牙关。“我想我们可以告别了，”她说。
“你们可以告别了，”那声音说。接着又传来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声音，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文雅声音，温斯顿觉得以前曾经听到过：“另外，趁我们还没有离开话题，这里是一根蜡烛照你上床，这里是一把斧子砍你的脑袋！”
温斯顿背后的床上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掉在上面。有一张扶梯从窗户中插了进来，打破了窗户。有人爬窗进来。楼梯上也有一阵皮靴声。屋子里站满了穿着黑制服的强壮汉子，脚上穿着有铁掌的皮靴，手中拿着橡皮棍。
温斯顿不再打哆嗦了，甚至眼睛也不再转动。只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保持安静不动，不让他们有殴打你的借口！站在他前面的一个人，下巴象拳击选手一样凶狠，嘴巴细成一道缝，他把橡皮棍夹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端量着温斯顿。
温斯顿也看着他。把手放在脑袋后面，你的脸和身体就完全暴露在外，这种仿佛赤身裸体的感觉，使他几乎不可忍受。
那个汉子伸出白色的舌尖，舔一下应该是嘴唇的地方，接着就走开了。这时又有一下打破东西的哗啦声。有人从桌上拣起玻璃镇纸，把它扔到了壁炉石上，打得粉碎。
珊瑚碎片，象蛋糕上的一块糖做的玫瑰蓓蕾一样的小红粒，滚过了地席。温斯顿想，那么小，总是那么小。他背后有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猛的一声，他的脚踝给狠狠地踢了一下，使他几乎站不住脚。另外有个人一拳打到裘莉亚的太阳穴神经丛，使她象折尺一样弯了起来。她在地上滚来滚去，喘不过气来。温斯顿的脑袋一动也不敢动，但是有时她的紧张、憋气的脸进入到了他的视野之内。甚至在极端恐惧中，他也可以感到打在她的身上，痛在自己的身上，不过怎么痛也不如她喘不过气来那么难受。他知道这是什么滋味：剧痛难熬，但是你又无暇顾到，因为最最重要的还是要想法喘过气来。这时有两个大汉一个拉着她的肩膀，于个拉着她的小腿，把她抬了起来，象个麻袋似的带出了屋子。温斯顿看到了一眼她的倒过来的脸，面色发黄，皱紧眉头，闭着眼睛，双颊上仍有一点残余的胭脂，这就是他最后看到她的一眼了。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还没有人揍他。他的脑海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想法，这些想法都是自动出现的，但是完全没有意思。他想，不知他们逮到了却林顿先生没有。他想，不知道他们怎样收拾院子里的那个女人的。他发现自己尿憋得慌，但觉得有些奇怪，因为在两三个小时以前刚刚尿过。他注意到壁炉架上的座钟已是九点了，那就是说二十一点。但是光线仍很亮。难道八月里的夜晚，到了二十一点，天还没有黑?他想，不知道他和裘莉亚是不是把时间弄错了——睡了足足一圈时钟，还以为是二十点三十分，实际上已是第二天早上八点三十分。但是他没有继续想下去。这并没有意思。
过道里又传来一阵比较轻的脚步声，却林顿先生走进了屋子。穿黑制服的汉子们的态度马上安静下来。却林顿先生的外表也与以前有所不同了。他的眼光落到了玻璃镇纸的碎片上。
“把这些碎片拣起来，”他厉声说。
一个汉子遵命弯腰。伦敦士腔消失了；温斯顿蓦然明白刚才几分钟以前在电幕上听到的声音是谁的声音了。却林顿先生仍穿着他的平绒旧上衣，但是他的头发原来几乎全白，如今却又发黑了。还有他也不再戴眼镜了。他对温斯顿只严厉地看了一眼，好象是验明他的正身，以后就不再注意他。
他的样子仍可以认得出来，但他已不是原来那个人了。他的腰板挺直，个子也似乎高大了一些。他的脸变化虽小，但完全改了样。黑色的眉毛不象以前那么浓密，皱纹不见了，整个脸部线条似乎都已改变，甚至鼻子也短了一些。这是一个大约三十五岁的人的一张警觉、冷静的脸。温斯顿忽然想起，这是他一辈子中第一次在心里有数的情况下看到一个思想警察。
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大概是在友爱部里，但是没有办法弄清楚。
他是在一间房顶很高、没有窗户的牢房里，四壁是亮晶晶的白色瓷砖。隐蔽的灯使得屋子里有一阵凉意，屋于里有一阵轻轻的嗡嗡声不断，他想大概同空气传送设备有关系。
墙边有一条长板凳，或者说是木架，宽度只够一屁股坐下，但是却很长，围着四壁，到了门口才中断。在对门的一面，有个便盆，但没有坐圈。每道墙上都有个电幕，一共四个。
他的肚子感到隐隐作痛。自从他们把他扔进警车带走以后，就一直肚子痛。他也感到饥肠辘辘，饿得难受。他可能有二十四小时没有吃东西了，也可能是三十六小时。他仍不知道他们逮捕他的时候究竟是早上还是晚上，也许永远不会弄清楚了。反正他遭到逮捕以后没有吃过东西。
他尽可能安静地在狭长的板凳上坐着，双手交叠地放在膝上。他已经学会安静地坐着了。如果你随便乱动，他们就会从电幕中向你吆喝。但是他肚子饿得慌。他最想吃的是一片面包。他仿佛记得工作服口袋里还有些碎面包。甚至很可能还有很大的一块，他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他的腿部不时碰到一块什么东西。最后他忍不住要想弄个明白，就胆大起来，伸手到口袋里。
“史密斯！”电幕上一个声音嚷道。“6079号史密斯！在牢房里不许把手插入口袋！”
他又一动不动地坐着，双手交叠放在膝上。他被带到这里来以前曾经给带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大概是个普通监狱，或者是巡逻队的临时拘留所。他不知道在那里呆了多久，顶多几个小时，没有钟，也没有阳光，很难确定时间。那是个吵闹、发臭的地方。他们把他关在一间象现在这间一样的牢房里，但是很脏很臭，经常关着十多个人。他们大多数人是普通罪犯，不过中间有少数几个政治犯。他静静地靠墙坐着，夹在肮脏的人体之间，心里感到害怕，肚子又痛，因此没有怎么注意周围环境，但是仍旧发现党员囚犯同别的囚犯在举止上有惊人的区别。党员囚犯都一声不响，心里给吓怕了，但是普通囚犯对不论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人都毫不在乎。他们大声辱骂警卫，个人财物被没收时拼命争夺，在地板上涂写淫秽的话，吃着偷送进来的东西，这都是他们从衣服里不知什么地方拿出来的，甚至在电幕叫他们安静时也大声反唇相讥。另外一方面，他们有几个人同警卫似乎关系很友善，叫他们绰号，在门上监视洞里把香烟塞过去。警卫们对普通罪犯也似乎比较宽宏大量，即使在不得不用暴力对付他们的时候也是如此。大多数人都要送到强制劳动营中去，因此关于这方面情况有不少谈论。他心里猜想，在劳动营里倒“不错”，只要你有适当的联系，知道周围环境。少不了贿赂、优待、各种各样的投机倒把，少不了玩弄男色和出卖女色，甚至还有用土豆酿制的非法酒精。可以信赖的事都是交给普通罪犯做的，特别是交给匪棍、凶手做的，他们无异是狱中贵族。所有肮脏的活儿都由政治犯来干。
各种各样的囚犯不断进进出出：毒贩、小偷、土匪、黑市商人、酒鬼、妓女。有些酒鬼发起酒疯来需要别的囚犯一起动手才能把他们制服。有一个大块头的女人，大约有六十岁了，乳房大得垂在胸前，因为拼命挣扎，披着一头乱蓬蓬的白发被四个警卫一人抓住一条胳膊或腿抬了进来，她一边还挣扎着乱踢乱打，嘴里大声喊叫。他们把她要想蹋他们的鞋子脱了下来，一把将她扔在温斯顿的身上，几乎把他的大腿骨都坐断了。那个女人坐了起来，向着退出去的警卫大声骂了一句：“操你们这些婊子养的!”她从温斯顿身上滑下来，坐在板凳上。
“对不起，亲爱的，”她说。“全是这些混蛋，要不，我是不会坐在你身上的。他们碰到一个太太连规矩也不懂。”她停了下来，拍拍胸脯，打了一个嗝。“对不起，”她说，“我有点不好过。”
她向前一俯，哇的一声吐了一地。
“这样好多了，”她说，回身靠在墙上，闭着眼睛。“要是忍不住，马上就吐，我是这么说的。趁还没有下肚就把它吐出来。”
她恢复了精神，转过身来又看一眼温斯顿，好象马上看中了他。她的极大的胳膊搂着温斯顿的肩膀，把他拉了过来，一阵啤酒和呕吐的气味直扑他的脸上。
“你叫什么名字，亲爱的?”她问。
“史密斯，”温斯顿说。
“史密斯?”那女人问。“真好玩。我也叫史密斯。唉。”她又感慨地说，“也许我就是你的母亲！”
温斯顿想，她很可能就是他的母亲。她的年龄体格都相当，很有可能，在强制劳动营呆了二十年以后，外表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
除此之外，没有人同他谈过话。令人奇怪的是，普通罪犯从来不理会党员罪犯。他们叫他们是“政犯”，带有一种不感兴趣的轻蔑味道。党员罪犯似乎怕同别人说话，尤其是怕同别的党员罪犯说话。只有一次，有两个女党员在板凳上挨在一起，于是他在嘈杂人声中听到她们匆忙交换的几句低声的话，特别是提到什么“101号房”，他不知道是指什么。
他们大概是在两三小时以前把他带到这里来的，他肚子的隐痛从来没有消失过，不过有时候好些，有时候坏些，他的思想也随之放松或者收缩。肚子痛得厉害时，他就一心只惦记着痛，惦记着饿。肚子痛得好些时，恐惧就袭心。有时他想到自己会碰到什么下场，仿佛真的发生一般，心就怦怦乱跳，呼吸就几乎要停止了。他仿佛感到橡皮棍打在他的手肘上，钉着铁掌的皮靴踩在他的肋骨上了。他仿佛看到自己匍伏在地上，从打掉了牙的牙缝里大声呼救求饶。他很少想到裘莉亚。他不能集中思想在她身上。他爱她，不会出卖她；但这只是个事实，象他知道的算术规律一样明白。但这时他心中想不起她，他甚至没有想到过她会有什么下场。他倒常常想到奥勃良，怀着一线希望。奥勃良一定知道他被逮捕了。他说过，兄弟会是从来不想去救会员的。不过有刮胡子的刀片，他们如果能够的话会送刮胡子刀片进来的。在警卫冲进来以前只要五秒钟就够了。刮胡子刀片就可以割破喉管，又冷又麻，甚至拿着刀片的手指也会割破，割到骨头上。
他全身难受，什么感觉都恢复了，稍为碰一下就会使他痛得哆嗦着往后缩。他即使有机会，他也没有把握会不会用刀片。过一天算一天，似乎更自然一些，多活十分钟也好，即使明知道最后要受到拷打。
有时他想数一数牢房墙上有多少块瓷砖。这应该不难，但数着数着他就忘了已数过多少。他想的比较多的是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时间是什么时候。有一次，他觉得很肯定，外面一定是白天，但马上又很肯定地认为，外面是漆黑一团。
他凭直觉知道，在这样的地方，灯光是永远不会熄灭的。这是个没有黑暗的地方：他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奥勃良似乎理会这个比喻。在友爱部里没有窗户。他的牢房可能位于大楼的中央，也可能靠着外墙；可能在地下十层，也可能在地上三十层。他在心里想象着这一个个地方，要想根据自己身体的感觉来断定，究竟高高地在空中，还是深深地在地下。
外面有皮靴咔嚓声。铁门砰的打开了。一个年轻军官潇洒地走了进来。他穿着黑制服的身躯细而长，全身似乎都发出擦亮的皮靴的光泽，他的线条笔挺的苍白的脸好象蜡制的面具。他叫门外的警卫把犯人带进来。诗人安普尔福思踉跄进了牢房。门又砰的关上了。
安普尔福思向左右做了个迟疑的动作，仿佛以为还有一扇门可以出去，接着就在牢房里来回踱起步来。他没有注意到温斯顿也在屋里。他的发愁的眼光凝视着温斯顿头上约一公尺的墙上。他脚上没有穿鞋，破袜洞里露着肮脏的脚趾。
他也有好几天没有刮胡子了。脸上须根毛茸茸的，一直长到颧骨上，使他看上去象个恶棍，这种神情同他高大而孱弱的身躯和神经质的动作很不相称。
温斯顿从懒洋洋的惰性中振作起一些来。他一定得同安普尔福思说话，即使遭到电幕的叱骂也不怕。甚至很可能安普尔福思就是送刀片来的人。
“安普尔福思，”他说。
电幕上没有吆喝声。安普尔福思停下步来，有点吃惊。
他的眼睛慢慢地把焦点集中到了温斯顿身上。
“啊，史密斯！”他说，“你也在这里！”
“你来干什么?”
“老实跟你说——”他笨手笨脚地坐在温斯顿对面的板凳上。“只有一个罪，不是吗?”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