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犯了这个罪?”
“看来显然是这样。”
他把一只手放在额上，按着太阳穴，这样过了一会儿，好象竭力要想记起一件什么事情来。
“这样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他含糊其词地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个可能的例子。没有疑问，这是一时不慎。
我们在出版一部吉卜林诗集的权威版本。我没有把一句诗的最后一个字‘神’改掉。我没有办法!”他几乎气愤地说，抬起头来看着温斯顿。“这一行诗没法改。押的韵是‘杖’①。全部词汇里能押这个韵的就只有十二个字。我好几天绞尽脑汁，想不出别的字来。”
注①英语神(god)和(rod)同韵。——译者他脸上的表情改了样，烦恼的神情消失了，甚至出现了几乎高兴的神情。他尽管蓬首垢面，却闪耀着一种智慧的光芒，书呆子发现一些没有用处的事实时所感到的喜悦。
“你有没有想到，”他说，“英国诗歌的全部历史是由英语缺韵这个事实所决定的?”
没有，温斯顿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而且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他也不觉得这一点有什么重要或者对它有什么兴趣。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他问。
安普尔福思又愕了一下。“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们逮捕我可能是在两天以前，也可能是在三天以前。”他的眼光在四周墙上转来转去，好象是要找个窗户。“在这个地方，白天黑夜没有什么两样。我看不出你怎么能算出时间来。”
他们又随便谈了几句，接着电幕上毫无理由地吆喝一声，不许他们再说话。温斯顿默默地坐着，双手交叠。安普尔福思个子太大，坐在板凳上不舒服，老是左右挪动，双手先是握在一个膝盖上，过了一会又握在另外一个膝盖上。电幕发出吆喝，要他保持安静不动。时间就这样过去。二十分钟，一个小时——究竟多久，很难断定。接着外面又是一阵皮靴声。温斯顿五脏六腑都收缩起来。快了，很快，也许五分钟，也许马上，皮靴咔嚓声可能意味着现在轮到他了。
门打开了。那个脸上冷冰冰的年轻军官进了牢房。他的手轻轻一动，指着安普尔福思。
“101号房，”他说。
安普尔福思夹在警卫中间踉跄地走了出去，他的脸似乎有点不安，但看不透他。
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温斯顿的肚子又痛了。他的念头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一条轨道上转着，好象一个球不断地掉到同一条槽里。他只有六个念头：肚子痛、一片面包、流血和叫喊、奥勃良、裘莉亚、刀片。他的五脏六腑又是一阵痉挛；皮靴咔嚓声又走近了。门一开，送进来一阵强烈的汗臭。派逊斯走进了牢房。他穿着卡其短裤和运动衫。
这一次是温斯顿吃惊得忘掉了自己。
“你也来了！”他说。
派逊斯看了温斯顿一眼，既不感到兴趣，也不感到惊异，只有可怜相。他开始来回走动，不能安静下来。每次他伸直胖乎乎的膝盖时可以看出膝盖在哆嗦。他的眼光停滞，好象无法使自己不呆呆地看着眼前不远的地方。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温斯顿问。
“思想罪!”派逊斯说，几乎发不出清楚的音来。他的说话腔调表明，他既完全承认自己的罪行，却又不能相信这样的话居然可以适用到自己身上。他在温斯顿前面停了下来，开始热切地求他：“你想他们不会枪毙我的吧?老兄，你说他们会不会?如果你没有干过什么事情，只是有过什么思想，而你又没有办法防止这种思想。他们不会枪毙你的吧?我知道他们会给你一个机会叫你申辩。我相信他们会这样的！他们知道我过去的表现，是不是?你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我这个人不坏。当然，没有头脑，但是热情。我尽了我的力量为党做工作，是不是?我大概判五年就差不多了，你想是不是?还是十年?象我这样的人在劳动营用处很大。他们不会因为我偶尔出了一次轨就枪毙我的吧?”
“你有罪吗?”温斯顿问。
“我当然有罪！”派逊斯奴颜婢膝地看了一眼电幕。“你以为党会逮捕一个无辜的人吗?”他的青蛙脸平静了一些，甚至有了一种稍带神圣的表情。“思想罪可是件要不得的事情，老兄，”他庄重地说，“它很阴险。你甚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它就抓住了你。你知道它怎样抓住我的吗?在睡梦里！是的，事实就是如此。你想，象我这样的人，辛辛苦苦，尽我的本分，从来不知道我的头脑里有过什么坏思想。可是我开始说梦话。你知道他们听到了我说什么吗?”
他压低了声音，好象有人为了医学上的原因而不得不说肮脏话一样。
“‘打倒老大哥！’真的，我说了这个！看来说了还不止一遍。老兄，这话我只对你说，他们没有等这再进一步就逮住了我，我倒感到高兴。你知道我到法庭上去要对他们怎么说吗?我要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及时挽救了我。’”
“那么谁揭发你的?”温斯顿问。
“我的小女儿。”派逊斯答道，神情有些悲哀，但又自豪。
“她在门缝里偷听。一听到我的话，她第二天就去报告了巡逻队。一个七岁小姑娘够聪明的，是不是?我一点也不恨她。我反而为她觉得骄傲。这说明我把她教育得很好。”
他又来回做了几个神经质的动作，好几次眼巴巴地看着便盆。接着他突然拉下了短裤。
“对不起，老兄，”他说，“我憋不住了。等了好久了。”
他的大屁股坐到了便盆上。温斯顿用手遮住脸。
“史密斯！”电幕上的声音吆喝道，“6079号史密斯！不许遮脸。牢房里不许遮脸。”
温斯顿把手移开。派逊斯大声痛快地用了便盆。结果发现冲水的开关不灵。牢房里后来好几小时臭气熏天。
派逊斯给带走了。接着又神秘地来了一些犯人，后来又给带走了。有一个女犯人听到要带到“101号房”里去脸色就变了，人好象顿时矮了一截。有一个时候——如果他带进来的时候是早上，那就是下午；如果是下午，那就是半夜——牢房里有六个犯人，有男有女。大家都一动不动地坐着。温斯顿对面坐着一个没有下巴颏儿、牙齿外露的男人，他的脸就好象一只驯良的大兔子一样。他的肥胖的多斑的双颊宽松下垂，很难不相信里面没有存储着一些吃的。他的浅灰色的眼睛胆怯地从这张脸转到那一张脸，一看到有人注意他，就马上把视线转移开去。
门打开了，又有一个犯人给带了进来，温斯顿看到他的样子，心里一阵凉。他是一个面目平庸的普通人，可能是个工程师，或者是个技术员。但是教人吃惊的是他面孔的消瘦，完全象个骷髅。由于瘦削，眼睛和嘴巴就大得不成比例，眼睛里似乎有一种对什么人或什么东西都怀有刻骨仇恨的恶狠狠神情。
那个人坐在温斯顿不远的板凳上。温斯顿没有再看他，但是那痛苦的骷髅一般的脸在他的脑海里栩栩如生，好象就在他的眼前一样。他突然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个人快要饿死了。这个念头似乎同时闪过牢房里其他每个人的脑海。板凳上传开来一阵轻微的骚动。那个没有下巴颏儿的人的眼光一直向那骷髅一般的人瞥去，马上又有点带着疚意地转了开去，可是又忍不住给吸引过去。接着他就坐立不安起来。终于他站了起来，一手插在工作服的口袋里，蹒跚地走过去，有点难为情地拿出一片发黑的面包来给骷髅头的人。
电幕上马上发出一声震耳的怒吼。没有下巴颏儿的人吓了一跳。骷髅头的人马上把手放到身后去，好象要向全世界表示他不要那礼物。
“本姆斯特德，”电幕上的声音咆哮道。“2713号本姆斯特德！把那块面包撂在地上!”
没有下巴颏儿的人把那块面包撂在地上。
“站在原地别动，”那声音说。“面对着门。不许动!”
没有下巴颏儿的人遵命不动，他的鼓鼓的面颊无法控制地哆嗦起来。门砰的打开了。年轻的军官进来以后，闪开一旁，后面进来一个矮壮的警卫，胳膊粗壮，孔武有力。他站在没有下巴颏儿的人面前，等那军官一使眼色，就用全身的力量猛的一拳打在没有下巴颏儿的人的嘴上，用力之猛，几乎使他离地而起。他的身体倒到牢房另一头去，掉在便盆的底座前。他躺在那里好象吓呆了一样，乌血从嘴巴和鼻子中流了出来。他有点不自觉地发出了一阵十分轻微的呻吟声。
接着他翻过身去，双手双膝着地，摇摇晃晃地要想站起来。
在鲜血和口水中，他的嘴里掉出来打成两半的一排假牙。
犯人们都一动不动地坐着，双手交叠在膝上。没有下巴颏儿的人爬回到他原来的地方。他的脸有一边的下面开始发青。他的嘴巴肿得象一片樱桃色的没有形状的肉块，中间有一个黑洞。血一滴一滴地流到他胸前工作服上。他的灰色的眼睛仍旧转来转去看着别人的脸，比以前更加惶恐了，好象他要弄清楚，他受到这样侮辱别人到底怎样瞧不起他。
门打开了。那个军官略一动手，指着那个骷髅头的人。
“101号房，”他说。
温斯顿身旁有人倒吸一口气。那个骷髅头的人一头栽到地上，跪在上面，双手握紧。
“同志！首长！”他叫道。“你不用把我带到那里去！我不是已经把什么都告诉你了吗?你还想知道什么?我没有什么不愿招供的，没有什么！你只用告诉我是什么，我都马上招供。你写下来，我就签字——什么都行！可不要带我到101号房去！”
“101号房，”那军官说。
那个人的脸本已发白，这时已变成温斯顿不相信会有的颜色，肯定无疑地是一层绿色。
“你怎么对待我都行！”他叫道。“你已经饿了我好几个星期了。把我饿到头，让我死吧。枪毙我。吊死我。判我二十五年。你们还有什么人要我招供的吗?只要说是谁，我就把你们要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们。我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你们要怎样对待他。我有妻子和三个孩子。最大的还不到六岁。你可以把他们全都带来，在我面前把他们喉管割断，我一定站在这里看着。可是千万别把我带到101号房去！”
“101号房，”那军官说。
那个人焦急地一个个看着周围的其他犯人，仿佛有个主意，要把别人来当他的替死鬼。他的眼光落到了那个没有下巴颏儿的人被打烂了的脸。他猛地举起了他的瘦骨嶙峋的胳膊。
“你们应该带他去，不应该带我去！”他叫道。“你们可没有听到他们打烂了他的脸以后他说些什么。只要绘我一个机会，我就可以把他说的话全部告诉你。反党的是他，不是我。”警卫走上前一步。那个人的嗓门提高到尖叫的程度。
“你们可没有叫到他！”他又说，“电幕出了毛病。你们要的是他，不是我，快把他带定！”
那两个粗壮的警卫得俯身抓佐他的胳膊才制服他。可是就在这个当儿，他朝牢房的地上一扑，抓住墙边板凳的铁腿不放。他象畜生似的大声嚎叫。警卫抓住他身子，要把他的手指扳开，可是他紧抓住不放，气力大得惊人。他们拉了他二十秒钟左右。其他犯人安静地坐在一旁，双手交叠地放在膝上，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前方。嚎叫停止了，那个人已快没有气了。这时又是一声呼号，只是声音不同。原来那个警卫的皮靴踢断了他的一根手指。他们终于把他拽了起来。
“101号房，”那个军官说。
那个人给带了出去，走路摇摇晃晃，脑袋低垂，捧着他给踢伤的手，一点劲儿都没有了。
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如果那个骷髅头带走的时候是午夜，那么现在就是上午了；如果是上午，就是下午。只有温斯顿一个人，这样已有几个小时了。老是坐在狭板凳上屁股发痛，他就站起来走动走动，倒没有受到电幕的叱喝。那块面包仍在那个没下巴颏儿丢下的地方。开始时，要不去看它，真得咬紧牙关才行，但是过了一会，口渴比肚饥更难受了。他的嘴巴干燥难受，还有一股恶臭。嗡嗡的声音和苍白的灯光造成了一种昏晕的感觉，使他的脑袋感到空空如也。
他在全身骨头痛得难受的时候就站起来，可是几乎马上又坐下去，因为脑袋发晕，站不住脚。只要身体感官稍一正常，恐怖便又袭上心头。他有时抱着万一的希望，想到奥勃良和刀片。即使给他送吃的来，不可想象地里面会藏着刀片。他也依稀地想到裘莉亚。她不知在什么地方也在受苦，也许比他还厉害。她现在可能在痛得尖叫。他想：“如果我多吃些苦能救裘莉亚，我肯不肯?是的，我肯的。”但这只是个理智上的决定，因为他知道他应该如此。但他没有这种感觉。在这种地方，除了痛和痛的预感以外，你没有别的感觉。此外，你在受苦的时候，不管为了什么原因，真的能够希望痛苦再增加一些?不过这个问题目前还无法答复。
皮靴又走近了。门打了开来。奥勃良走了进来。
温斯顿要站起来。他吃惊之下，什么戒备都忘掉了。多年来第一次，他忘掉了墙上的电幕。
“他们把你也逮到了！”他叫道。
“他们早就把我逮到了，”奥勃良说，口气里略带一种几乎感到歉意的讽刺。他闪开身子，从他背后出现了一个胸围粗壮的警卫，手中握着一根长长的黑色橡皮棍。
“你是明白的，温斯顿，”奥勃良说，“别自欺欺人。你原来就明白，你一直是明白的。”
是的，他现在明白了，他一直是明白的。但没有时间去想这个。他看到的只有那个警卫手中的橡皮棍。落在什么地方都可能：脑袋顶上，耳朵尖上，胳膊上，手肘上——手肘上！他瘫了下来，一只手捧着那条挨了一棍的手肘，几乎要跪倒在地。眼前一阵昏花，什么都炸成了一片黄光。不可想象，不可想象一棍打来会造成这样的痛楚！黄光消褪了，他可以看清他们两个人低头看着他。那个警卫看到他那难受劲儿感到好笑。至少有一个问题得到了解答。不管什么原因，你无法希望增加痛苦。对于痛苦，你只能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停止。天下没有比身体上的痛苦更难受的了。
在痛苦面前，没有英雄，没有英雄。他在地上滚来滚去，一遍又一遍地这么想着，捧着他那打残了的左臂，毫无办法。
他躺在一张好象是行军床那样的床上，不过离地面很高，而且身上好象给绑住了，使他动弹不得。比平时更强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奥勃良站在旁边，注意地低头看着他。
另外一边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手中拿着打针的注射器。
即使在睁开眼睛以后，他也是慢慢地才看清周围的环境的。他有一种感觉，好象自已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深深的海底世界，游泳游到这个房间中来的。他在下面多久，他不知道。自从他们逮捕他以来，他就没有见过白天或黑夜。而且他的记忆也不是持续的。常常有这样的时候，意识——甚至在睡觉中也有的那种意识，忽然停止了，过了一段空白间隙后才恢复，但是这一段空白间隙究竟是几天，几星期，还是不过几秒钟，就没法知道。
在手肘遭到那一击之后，噩梦就开始了。后来他才明白，当时接着发生的一切事情只不过是一场开锣戏，一种例行公事式的审讯，几乎所有犯人都要过一遍。人人都得供认各种各样的罪行——刺探情报、破坏，等等。招供不过是个形式，但拷打却是货真价实的。他给打过多少次、每次拷打多久，他都记不得了。不过每次总有五六个穿黑制服的人同时向他扑来。有时是拳头，有时是橡皮棍，有时是铁条，有时是皮靴。他常常在地上打滚，象畜生一样不讲羞耻，蜷缩着身子闪来闪去，想躲开拳打脚赐，但是这是一点也没有希望的，只会招来更多的脚踢，踢在他的肋骨上，肚子上，手肘上，腰上，腿上，下腹上，睾丸上，脊梁骨上。这样没完没了的拳打脚踢有时持续到使他觉得最残酷的、可恶的、不可原谅的事情，不是那些警卫继续打他，而是他竟无法使自己失去意识昏过去。有时候他神经紧张得还没有开始打他就大声叫喊求饶，或者一见到拔出拳头来就自动招供了各种各样真真假假的罪行。也有的时候他下定决心什么都不招，实在痛不过时才说一言半语，或者他徒然地想来个折衷，对自已这么说：“我可以招供，但还不到时候。一定要坚持到实在忍不住痛的时候。再踢三脚，再踢两脚，我才把他们要我说的话说给他们听。”有时他给打得站不住脚，象一袋土豆似的掉在牢房里的石头地上，歇息了几个小时以后，又给带出去痛打。也有时间歇时间比较长。他记不清了，因为都是在睡梦中或昏晕中渡过的。他记得有一间牢房里有一张木板床，墙上有个架子，还有一只洗脸盆，送来的饭是热汤和面包，有时还有咖啡。他记得有个脾气乖戾的理发员来给他刮胡子剪头发，还有一个一本正经、没有感情的白衣护士来试他的脉搏，验他的神经反应，翻他的眼皮，粗糙的手指在他身上摸来摸去看有没有骨头折断，在他的胳膊上打针，让他昏睡过去。
拷打不如以前频繁了，主要成了一种威胁，如果他的答复不够让他们满意就用敲打来恐吓他。拷问他的人现在已不再是穿黑制服的粗汉，而是党内知识分子，都是矮矮的小胖子，动作敏捷，目戴眼镜，分班来对付他。有时一班持续达十几个小时，究竟多久，他也弄不清楚。这些拷问他的人总是使他不断吃到一些小苦头，但是他们主要不是依靠这个。
他们打他耳光，拧他耳朵，揪他头发，要他用一只脚站着，不让他撒尿，用强烈的灯光照他的脸，一直到眼睛里流出泪水。但是这一切的目的不过是侮辱他，打垮他的辩论说理的能力。他们的真正厉害的武器还是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无休无止地无情拷问他，使他说漏了嘴，让他掉入圈套，歪曲他说的每一句话，抓住他的每一句假话和每一句自相矛盾的话，一直到他哭了起来，与其说是因为感到耻辱，不如说是因为神经过度疲劳。有时一次拷问他要哭五、六次。他们多半是大声辱骂他，稍有迟疑就扬言要把他交还给警卫去拷打。但是他们有时也会突然改变腔调，叫他同志，要他看在英社和老大哥面上，假惺惺地问他对党到底还有没有半点忠诚，改正自己做过的坏事。在经过好几小时的拷问而精疲力尽之后，甚至听到这样的软话，他也会泪涕交加。终于这种喋喋不休的盘问比警卫的拳打脚踢还要奏效，使他完全屈服。凡是要他说什么话，签什么字，他都一概遵命。他一心只想弄清楚的是他们要他招认什么。这样他好马上招认，免得吃眼前亏。他招认暗杀党的领导，散发煽动反叛的小册子，侵吞公款，出卖军事机密，从事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他招认早在一九六八年就是东亚国政府豢养的间谍。他招认他笃信宗教，崇拜资本主义，是个老色鬼。他招认杀了老婆，尽管他自己明白，拷问的人也明白，他的老婆还活着。他招认多年以来就同果尔德施坦因有个人联系，是个地下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包括了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把什么东西都招认，把什么人都拉下水，是很容易的事。况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合乎事实的。他的确是党的敌人，因为在党的眼里，思想和行为没有差别。
还有另外一种记忆，在他的脑海里互无关联地出现，好象是一幅幅的照片，照片四周一片漆黑。
他在一个牢房里，可能是黑的，也可能有亮光，因为他只看见一双眼睛。附近有一个仪器在慢慢地准确地滴嗒响着。眼睛越来越大，越来越亮。突然他腾空而起，跳进眼睛里，给吞噬掉了。
他给绑在一把椅子上，四周都有仪表，灯光强得耀眼。
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在观看仪表。外面一阵沉重的脚步声。门打开了。那个蜡像一般的军官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两个警卫。
“101号房。”那个军官说。
白大褂没有转身。他也没有看温斯顿；他只是在看仪表。
他给推到一条很大的走廊里，有一公里宽，尽是金黄色灿烂的光，他的嗓门很高，大声笑着，招着供。他什么都招认，甚至在拷打下仍没有招出来的东西都招认了。他把他的全部生平都向听众说了，而这些听众早已知道这一切了。同他在一起的还有警卫，其他拷问者，穿白大褂的人，奥勃良，裘莉亚，却林顿先生，都一起在走廊里经过，大声哭着。
潜伏在未来的可怕的事，却给跳过去了，没有发生。一切太平无事，不再有痛楚，他的一生全部都摆了出来，得到了谅解和宽恕。
他在木板床上要坐起身来，好象觉得听到奥勃良的谈话声。在整个拷问的过程中，他虽然从来没有看见过奥勃良，但是他有这样的感觉，觉得奥勃良一直在他身旁，只是没有让他看见而已。奥勃良是这一切事情的总指挥。派警卫打他，又不让他们打死他，是奥勃良。决定什么时候该让温斯顿痛得尖叫，什么时候该让他缓一口气，什么时候该让他吃饭，什么时候该让他睡觉，什么时候该给他打针；提出问题，暗示要什么答复的，也是奥勃良。他既是拷打者，又是保护者；既是审问者，又是朋友。有一次，温斯顿记不得是在打了麻药针睡着了以后，还是正常睡着了以后，还是暂时醒来的时候，他听到耳边有人低声说：“别担心，温斯顿；你现在由我看管。我观察你已有七年。现在到了转折点。我要救你，要使你成为完人。”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奥勃良的说话声，但是这同七年以前在另外一个梦境中告诉他“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会”的说话声是同一个人的声音。
他不记得拷问是怎样结束的。有一个阶段的黑暗，接着就是他现在所在的那个牢房，或者说房间，逐渐在他四周变得清楚起来。他完全处于仰卧状态，不能移动。他的身体在每个要紧的节骨眼上都给牵制住了，甚至他的后脑勺似乎也是用什么东西抓住似的。奥勃良低头看着他，神态严肃，很是悲哀。他的脸从下面望上去，皮肤粗糙，神情憔悴，眼睛下面有好几道圈儿，鼻子到下巴颏儿有好几条皱纹。他比温斯顿所想象的要老得多了，大概五十来岁。他的手的下面有一个仪表，上面有个杠杆，仪表的表面有一圈数字。
“我告诉过你，”奥勃良说，“要是我们再见到，就是在这里。”
“是的，”温斯顿说。
奥勃良的手微动了一下，此外就没有任何别的预告，温斯顿全身突然感到一阵痛。这阵痛很怕人，因为他看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只觉得对他进行了致命的伤害。他不知道是真的这样，还是用电的效果。但是他的身体给扒拉开来，不成形状，每个关节都给慢慢地扳开了。他的额头上痛得出了汗，但是最糟糕的还是担心脊梁骨要断。他咬紧牙关，通过鼻孔呼吸，尽可能地不作出声来。
“你害怕，”奥勃良看着他的脸说，“再过一会儿有什么东西要断了。你特别害怕这是你的脊梁骨。你的心里很逼真地可以看到脊椎裂开，髓液一滴一滴地流出来。温斯顿，你现在想的是不是就是这个?”
温斯顿没有回答。奥勃良把仪表上的杠杆拉回去。阵痛很快消退，几乎同来时一样快。
“这还只有四十。”奥勃良说：“你可以看到，表面上的数字最高达一百。因此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请你始终记住，我有能力随时随地都可以教你感到多痛就多痛。如果你向我说谎，或者不论想怎么样搪塞，或者甚至说的不符合你平时的智力水平，你都会马上痛得叫出来。明白吗?”
“明白了，”温斯顿说。
奥勃良的态度不象以前严厉了。他沉思地端正了一下眼镜，踱了一两步。他再说话的时候，声音就很温和，有耐心。
他有了一种医生的、教员的、甚至牧师的神情，一心只想解释说服，不是惩罚。
“温斯顿，我为你操心，”他说，“是因为你值得操心。你很明白你的问题在哪里。你好多年以来就已很明白，只是你不肯承认而已。你的精神是错乱的。你的记忆力有缺陷。真正发生的事你不记得，你却使自己相信你记得那些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幸而这是可以治疗的。但是你自己从来没有想法治疗过，因为你不愿意。这只需要意志上稍作努力，可是你就是不肯。即使现在，我也知道，你仍死抱住这个毛病不放，还以为这是美德。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问你，眼前大洋国是在同哪个国家打仗?”
“我被逮捕的时候，大洋国是在同东亚国打仗。”
“东亚国。很好。大洋国一直在同东亚国打仗，是不是?”
温斯顿吸了一口气。他张开嘴巴要说话，但又没有说。
他的眼光离不开那仪表。
“要说真话，温斯顿。你的(Your)真话。把你以为你记得的告诉我。”
“我记得在我被捕前一个星期，我们还没有同东亚国打仗。我们当时同他们结着盟。战争的对象是欧亚国。前后打了四年。在这以前——”
奥勃良的手摆动一下，叫他停止。
“再举一个例子，”他说，“几年以前，你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幻觉。有三个人，三个以前的党员叫琼斯、阿隆逊和鲁瑟福的，在彻底招供以后按叛国罪处决，而你却以为他们并没有犯那控告他们的罪。你以为你看到过无可置疑的物证，可以证明他们的口供是假的。你当时有一种幻觉，以为看到了一张照片。你还以为你的手里真的握到过这张照片。
这是这样一张照片。”
奥勃良手指中间夹着一张剪报。它在温斯顿的视野里出现了大约五秒钟。这是一幅照片，至于它是什么照片，这是毫无问题的。它就是那张照片。这是琼斯、阿隆逊、鲁瑟福在纽约一次党的会议上的照片，十一年前他曾意外见到，随即销毁了的。它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刹那，就又在他的视野中消失了。但是他已看到了，毫无疑问，他已看到了！他忍着剧痛拼命想坐了起来。但是不论朝什么方向，他连一毫米都动弹不得。这时他甚至忘掉了那个仪表了。他一心只想把那照片再拿在手中，至少再看一眼。
“它存在的！”他叫道。
“不，”奥勃良说。
他走到屋子那一头去。对面墙上有个忘怀洞。奥勃良揭起盖子。那张薄薄的纸片就在一阵热风中卷走了；在看不见的地方一燃而灭，化为灰烬。奥勃良从墙头那边转身回来。
“灰烬，”他说，“甚至是认不出来的灰烬，尘埃。它并不存在。它从来没有存在过。”
“但是它存在过！它确实存在!它存在记忆中。我记得它。你记得它。”
“我不记得它，”奥勃良说。
温斯顿的心一沉。那是双重思想．他感到一点也没有办法。如果他能够确定奥勃良是在说谎，这就无所谓了。但是完全有可能，奥勃良真的已忘记了那张照片。如果这样，那么他就已经忘记了他否认记得那张照片，忘记了忘记这一行为的本身。你怎么能确定这只不过是个小手法呢?也许头脑里真的会发生疯狂的错乱，使他绝望的就是这种思想。
奥勃良沉思地低着头看他。他比刚才更加象一个教师在想尽办法对付一个误入歧途但很有培养前途的孩子。
“党有一句关于控制过去的口号，”他说，“你再复述一遍。”
“‘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温斯顿顺从地复述。
“‘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奥勃良说，一边慢慢地点着头表示赞许。“温斯顿，那末你是不是认为，过去是真正存在过的?”
温斯顿又感到一点也没有办法。他的眼光盯着仪表。他不仅不知道什么答复——“是”还是“不是”——能使他免除痛楚；他甚至不知道到底哪一个答复是正确的。
奥勃良微微笑道：“温斯顿，你不懂形而上学。到现在为止，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所谓存在是什么意思。我来说得更加确切些。过去是不是具体存在于空间里?是不是有个什么地方，一个有具体东西的世界里，过去仍在发生着?”
“没有。”
“那么过去到底存在于什么地方呢?”
“在纪录里。这是写了下来的。”
“在纪录里。还有——?”
“在头脑里。在人的记忆里。”
“在记忆里。那末，很好。我们，党，控制全部纪录，我们控制全部记忆。因此我们控制过去，是不是?”
“但是你怎么能教人不记得事情呢?”温斯顿叫道，又暂时忘记了仪表。“它是自发的。它独立于一个人之内。你怎么能够控制记忆呢?你就没有能控制我的记忆!”
奥勃良的态度又严厉起来了。他把手放在仪表上。
“恰恰相反，”他说，“你才没有控制你的记忆。因此把你带到这里来。你到这里来是因为你不自量力，不知自重。你不愿为神志健全付出顺从的代价。你宁可做个疯子，光棍少数派。温斯顿，只有经过训练的头脑才能看清现实。你以为现实是某种客观的、外在的、独立存在的东西。你也以为现实的性质不言自明。你自欺欺人地认为你看到了什么东西，你以为别人也同你一样看到了同一个东西。但是我告诉你，温斯顿，现实不是外在的。现实存在于人的头脑中，不存在于任何其他地方。而且不存在于个人的头脑中，因为个人的头脑可能犯错误，而且反正很快就要死亡；现实只存在于党的头脑中，而党的头脑是集体的，不朽的。不论什么东西，党认为是真理就是真理。除了通过党的眼睛，是没有办法看到现实的。温斯顿，你得重新学习，这是事实。这需要自我毁灭，这是一种意志上的努力。你先要知道自卑，然后才能神志健全。”
他停了一会儿，好象要使对方深刻理解他说的话。
“你记得吗，”他继续说，“你在日记中写：‘所谓自由即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
“记得，”温斯顿说。
奥勃良举起他的左手，手背朝着温斯顿，大拇指缩在后面，四个手指伸开。
“我举的是几个手指，温斯顿?”
“四个。”
“如果党说不是四个而是五个——那么你说是多少?”
“四个。”
话还没有说完就是一阵剧痛。仪表上的指针转到了五十五。温斯顿全身汗如雨下。他的肺部吸进呼出空气都引起大声呻吟，即使咬紧牙关也压不住。奥勃良看着他，四个手指仍伸在那里。他把杠杆拉回来。不过剧痛只稍微减轻一些。
“几个手指，温斯顿?”
“四个。”
指针到了六十。
“几个手指，温斯顿?”
“四个！四个！我还能说什么?四个！”
指针一定又上升了，但是他没有去看它。他的眼前只见到那张粗犷的严厉的脸和四个手指。四个手指在他眼前象四根大柱，粗大，模糊，仿佛要抖动起来，但是毫无疑向地是四个。
“多少手指，温斯顿?”
“四个!快停下来，快停下来!你怎么能够这样继续下去?四个！四个！”
“多少手指，温斯顿?”
“五个！五个！五个!”
“不，温斯顿，这没有用。你在说谎。你仍认为是四个，到底多少?”
“四个！五个！四个！你爱说几个就是几个。只求你马上停下来，别再教我痛了！”
他猛的坐了起来，奥勃良的胳膊围着他的肩膀。他可能有一两秒钟昏了过去。把他身体绑住的带子放松了。他觉得很冷，禁不住打寒战，牙齿格格打颤，面颊上眼泪滚滚而下。他象个孩子似的抱着奥勃良，围着他肩膀上的粗壮胳膊使他感到出奇的舒服。他觉得奥勃良是他的保护人，痛楚是外来的，从别的来源来的，只有奥勃良才会救他免于痛楚。
“你学起来真慢，温斯顿，”奥勃良温和地说。
“我有什么办法?”他口齿不清地说，“我怎么能不看到眼前的东西呢?二加二等于四呀。”
“有时候是四，温斯顿。但有时候是五。有时候是三。有时候三、四、五全是。你得再努力一些。要神志健全，不是容易的事。”
他把温斯顿放到床上躺下。温斯顿四肢上缚的带子又紧了，不过这次痛已减退，寒战也停止了，他只感到软弱无力，全身发冷。奥勃良点头向穿自大褂的一个人示意，那人刚才自始至终呆立不动，这时他弯下身来，仔细观看温斯顿的眼珠，试了他的脉搏，听了他的胸口，到处敲敲摸摸，然后向奥勃良点一点头。
“再来，”奥勃良说。
温斯顿全身一阵痛，那指针一定升高到了七十，七十五。这次他闭上了眼睛。他知道手指仍在那里，仍旧是四个。现在主要的是把痛熬过去。他不再注意到自己究竟是不是在哭。痛又减退了。他睁开眼睛。奥勃良把杠杆拉了回来。
“多少手指，温斯顿?”
“四个。我想是四个。只要能够，我很愿意看到五个。
我尽量想看到五个。”
“你究竟希望什么；是要我相信你看到五个，还是真正要看到五个?”
“真正要看到五个。”
“再来，”奥勃良说。
指针大概升到了八十——九十。温斯顿只能断断续续地记得为什么这么痛。在他的紧闭的眼皮后面，手指象森林一般，似乎在跳舞，进进出出，互相叠现。他想数一下，他也不记得为什么。他只知道要数清它们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神秘地，四就是五，五就是四。痛又减退了。他睁开眼睛，发现看到的仍是原来的东西。无数的手指，象移动的树木，仍朝左右两个方向同时移动着，互相交叠。他又闭上了眼。
“我举起的有几个手指，温斯顿?”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再下去，就会把我痛死的。
四个，五个，六个——说老实话，我不知道。”
“好一些了，”奥勃良说。
一根针刺进了温斯顿的胳膊。就在这当儿，一阵舒服的暖意马上传遍了他的全身。痛楚已全都忘了。他睁开眼，感激地看着奥勃良。一看到他的粗犷的、皱纹很深的脸，那张丑陋但是聪明的脸，他的心感到一阵酸。要是他可以动弹，他就拿伸出手去，放在奥勃良的胳膊上。他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这么爱他，这不仅因为他停止了痛楚。归根结底，奥勃良是友是敌，这一点无关紧要的感觉又回来了。奥勃良是个可以同他谈心的人。也许，你与其受人爱，不如被人了解更好一些。奥勃良折磨他，快到了神经错乱的边缘，而且有一阵子几乎可以肯定要把他送了命。但这没有关系。按那种比友谊更深的意义来说，他们还是知己。反正有一个地方，虽然没有明说，他们可以碰头好好谈一谈。奥勃良低头看着他，他的表情说明，他的心里也有同样的想法。他开口说话时，用的是一种随和的聊天的腔调。
“你知道你身在什么地方吗，温斯顿?”他问道。
“我不知道。但我猜得出来。在友爱部。”
“你知道你在这里已有多久了吗?”
“我不知道。几天，几星期，几个月——我想已有几个月了。”
“你认为我们为什么把人带到这里来?”
“让他们招供。”
“不，不是这个原因。再试一试看。”
“惩罚他们。”
“不是！”奥勃良叫道。他的声音变得同平时不一样了，他的脸色突然严厉起来，十分激动。“不是！不光是要你们招供，也不光是要惩罚你们。你要我告诉你为什么把你们带到这里来吗?是为了给你们治病。是为了使你神志恢复健全！温斯顿，你要知道，凡是我们带到这里来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治好走的。我们对你犯的那些愚蠢罪行并不感到兴趣。党对表面行为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思想。我们不单单要打败敌人，我们要改造他们。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他俯身望着温斯顿。因为离得很近，他的脸显得很大，从下面望上去，丑陋得怕人。此外，还充满了一种兴奋的表情，紧张得近乎疯狂。温斯顿的心又一沉。他恨不得钻到床底下去。他觉得奥勃良一时冲动之下很可能扳动杠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奥勃良转过身去，踱了一两步，又继续说，不过不象刚才那么激动了：“你首先要明白，在这个地方，不存在烈士殉难问题。你一定读到过以前历史上的宗教迫害的事。在中世纪里，发生过宗教迫害。那是一场失败。它的目的只是要根除异端邪说，结果却巩固了异端邪说。它每烧死一个异端分子，就制造出几千个来。为什么?因为宗教迫害公开杀死敌人，在这些敌人还没有悔改的情况下就把他们杀死，因为他们不肯悔改而把他们杀死。他们所以被杀是因为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的真正信仰。这样，一切光荣自然归于殉难者，一切羞耻自然归于烧死他们的迫害者。后来，在二十世纪，出现了集权主义者，就是这样叫他们的。他们是德国的纳粹分子和俄国的共党分子。俄国人迫害异端邪说比宗教迫害还残酷。他们自以为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不过他们有一点是明白的，绝不能制造殉难烈士。他们在公审受害者之前，有意打垮他们的人格尊严。他们用严刑拷打，用单独禁闭，把他们折磨得成为匍匐求饶的可怜虫，什么罪名都愿意招认，辱骂自己，攻击别人来掩蔽自已。但是过了几年之后，这种事情又发生了。死去的人成了殉难的烈士，他们的可耻下场遗忘了。再问一遍为什么是这样?首先是因为他们的供词显然是逼出来的，是假的。我们不再犯这种错误。在这里招供的都是真的。我们想办法做到这些供词是真的。而且，尤其是，我们不让死者起来反对我们，你可别以为后代会给你昭雪沉冤。后代根本不会知道有你这样一个人。你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一干二净。我们要把你化为气体，消失在太空之中。你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登记簿上没有你的名字，活人的头脑里没有你的记忆。不论过去和将来，你都给消灭掉了。你从来没有存在过。”
那么为什么要拷打我呢?温斯顿想，心里感到一阵怨恨。
奥勃良停下了步，好象温斯顿把这想法大声说了出来一样。
他的丑陋的大脸挪了近来，眼睛眯了一些。
“你在想，”他说，“既然我们要把你彻底消灭掉，使得不论你说的话或做的事再也无足轻重——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不厌其烦地要先拷问你?你是不是这样想?”
“是的，”温斯顿说。
奥勃良微微一笑道，“温斯顿，你是白玉上的瑕疵。你是必须擦去的污点。我刚才不是对你说过，我们同过去的迫害者不同吗?我们不满足于消极的服从，甚至最奴颜婶膝的服从都不要。你最后投降，要出于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并不因为异端分子抗拒我们才毁灭他；只要他抗拒一天，我们就不毁灭他。我们要改造他，争取他的内心，使他脱胎换骨。我们要把他的一切邪念和幻觉都统统烧掉；我们要把他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不仅仅是在外表上，而且是在内心里真心诚意站到我们这一边来。我们在杀死他之前也要把他改造成为我们的人。我们不能容许世界上有一个地方，不论多么隐蔽，多么不发生作用，居然有一个错误思想存在。甚至在死的时候，我们也不容许有任何脱离正规的思想。在以前，异端分子走到火刑柱前去时仍是一个异端分子，宣扬他的异端邪说，为此而高兴若狂。甚至俄国清洗中的受害者在走上刑场挨枪弹之前，他的脑壳中也可以保有反叛思想。但是我们却要在粉碎那个脑壳之前把那脑袋改造完美。以前的专制暴政的告诫是‘你干不得’。集权主义的告诫是‘你得干’。我们则是‘你得是’。我们带到这里来的人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反对我们。每个人都洗得一干二净。甚至你相信是无辜的那三个可怜的卖国贼——琼斯、阿隆逊和鲁瑟福——我们最后也搞垮了他们。我亲身参加过对他们的拷问。我看到他们慢慢地软了下来，爬在地上，哀哭着求饶。我们拷问完毕时，他们已成了行尸走肉。除了后悔自己的错误和对老大哥的爱戴以外，他们什么也没有剩下了。看到他们怎样热爱他，真是很感动人。他们要求马上枪毙他们，可以在思想还仍清白纯洁的时候趁早死去。”